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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成钢:积极乐观地看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时间:2019-02-20

毫无疑问,日益加快的人口老龄化是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将要面对的严峻挑战。然而,在清醒认识人口老龄化的不利影响的同时,我们也不必过于消极悲观,而应当充分发掘其中的有利因素,以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

对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影响,一般主要集中于两大问题展开探索:一是从生产的角度看,老年人口是否还具有生产性?能否对中国未来经济持续增长做出贡献?二是从消费和赡养的角度看,中国经济能否承受日益沉重的老年赡养负担?本文也围绕这两大问题分别做出分析探讨。

一、老年人口是否还具有生产性?

通过文献检索可以发现,学界对这一问题已经有了广泛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包括:开发老年人口的第二人口红利(原新),开发高知人群的人口红利(刘爽),促进老年人口再就业,发挥余热(桂世勋),等等。这些研究基本上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强调老年人口在劳动市场上的红利挖掘。那么这里要提出的质疑是:老年人只有重返劳动市场才能做出生产性贡献吗?或者说,老年人退出劳动市场就没有生产性了吗?这里提出一个老年人口影子红利的概念,试图由此说明老年人口在退出劳动力市场之后仍然具有重要的生产性。

1、老年人口影子红利。

所谓老年人口影子红利,就是指由于老年人口帮助子女承担照护婴幼儿等家务,从而使年轻人特别是年轻女性劳动人口能够不离开职场,维持较高的市场活动时间和较高的劳动参与率 ,进而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那么这种由老年人对年轻人家务劳动责任替代所产生的对经济增长的有利性,就是一种老年人口的影子红利或影子人口红利。进一步引伸,年轻人的市场劳动报酬,就是老年人的家务劳动的影子价格。那些本该退出市场活动而由于老年人的支持没有退出的年轻人口的经济贡献,就等于支持他们的老年人口的经济贡献。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人离开劳动市场后仍然具有生产性。

2、影子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老年人口影子红利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对经济增长发挥作用:1、维持市场劳动参与率,改变生育女性劳动力照护婴幼儿的约束条件。2、维持劳动生产率,使劳动边际效用最大化,增加劳均产出水平。有研究表明,年龄别劳动生产率呈现倒U曲线,生育年龄人口也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人口。3、使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发生相应变化。这里只重点讨论第一个方面的作用机制。

下表展示了2000年和2010年两个普查年度中国人口分性别年龄别的劳动参与率。从表中可见,中国的主要生育年龄人口(25-44岁组)的劳动参与率非常之高,达到90%以上。这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比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年龄段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也高达80%以上,五普时期甚至达到了87.4%,接近90%。

众所周知,中国目前的婴幼儿照护等公共服务条件还远远不够完善,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杨菊华教授的研究结果,中国目前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不足5%。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家庭的三岁以下婴幼儿是靠生育家庭自己抚养照顾的。于是人们不禁要问:这种条件下,中国的超高女性劳动参与率是如何维持的呢?答案选项并不多,要么请保姆,要么靠父母。目前保姆市场上的用工价格已经达到甚至超过城市劳动市场工资出清水平,许多年轻夫妇家庭难以承受,因而靠父母隔代照料就成了第一选项。根据Charls 2015年数据:调查样本中的中国老年人口中,51%为子女照料孩子。其他年份也接近50%。另外,还是引用杨菊花教授的研究数据:中国48%家庭有隔代照料需求。这个数据虽然不低,还是很令人质疑。中国家庭文化中,几乎每个家庭的父母都要帮助孩子进行隔代照料,特别是在孙辈入托(3岁)以前。没有参与的或因未退休,没时间,或因身体原因,有心无力。所以,这个数据下的需求很可能是“有效需求”,也就是可满足的需求,结合Charls的数据,它甚至可以被相信为已满足的需求。总之,这些数据表明了中国老年人口中有一半左右在为子女提供隔代照料支持。也正是他们的支持,使得年轻劳动年龄人口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留在职场;也正是他们的支持,使得中国的年轻女性劳动人口保持了较高的劳动参与率。这也就是老年人口的生产性以及他们对于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至此可以对这个问题给出结论:中国老年人口退出劳动市场后,通过影子红利发挥了生产性,为中国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这种贡献也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抵减老龄化消极作用的重要方式和条件。

二、中国经济能否承受日益沉重的老年赡养负担?

围绕这个题目有大量的文献研究,但是太多的文献强调中国未富先老、边富边老、渐富快老、有效抚养比等问题。其共同特点是:按照经典的老年抚养比公式,用老年人口数量及其变化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及其变化进行对比。

问题在于:老年人口的赡养仅仅依赖于劳动人口的数量聚集吗?劳动年龄人口是同质的吗?也就是说,每个劳动年龄人口对老年人口的赡养能力是一致的吗?只有把这些问题先想清楚,才能回答中国经济能否承受日益沉重的老年赡养负担这个问题。下面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全面认识老年抚养比(老年人口/劳动适龄人口)

老年抚养比这个指标重点在抚养二字,本质上是经济学指标。从经济学角度看抚养比与从人口学角度看抚养比不一样。人口学意义上的抚养比是劳动人口数量的函数,反映的是老年人口数量和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之间的对比关系。也就是劳动人口数量越多,老年抚养比越低。经济学意义上的抚养比是劳动人口质量的函数,从而是劳动生产率的函数,反映的是老年人口数量与社会赡养能力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既有财富创造能力可以抚养多少老年人口。劳动生产率越高,老年抚养比越低。因为劳动生产率越高,抚养能力越强,单位劳动人口可以抚养的老年人口越多。这就好比微观到一个家庭,同样的老年人口数和成年子女数,当成年子女受到了更好的教育,提升了人力资本,进而有了更高的收入赚取能力,也就有了更高的老年赡养能力。所以经济学视角中的老年抚养比指标,虽然分子分母都不变,但更关注分母“劳动适龄人口”的质量,也就是把抚养比看作是人口质量的函数,人口质量越高,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从而老年抚养比越低。

2、关于生产函数与抚养函数之间的关系: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财富创造能力的提高,也就意味着人口抚养能力的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同样的生产函数或者同样的生产效用,只需要更少的劳动付出;抚养能力的提高,使同样的抚养函数或者同样的抚养效用,只需要更小的抚养成本。这个关系放到整个经济活动框架中更容易得到理论说明。

下图是一个包含了生产、消费、交换、分配四大基本环节的经济关系象限图。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四大环节都将发生变化,这里只关注生产环节与消费环节之间的关系变化。

上图表达了生产函数与消费函数之间的关系,如果把老年赡养理解为一种消费,把消费函数置换为老年抚养函数,则该图又表达了生产函数与抚养函数(老年赡养函数)之间的关系。图中:

第一象限—生产:从P→P1,斜率的变化,意味着技术进步,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贡献率降低,资本的贡献率提升。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等产量曲线意味着创造同样的价值,只需要更少的劳动。

第三象限—消费:从m→m1,斜率的变化意味着资本收益率逐步提高,劳动收益率逐步下降。如果社会的总需求(总消费)与总供给(总生产)保持均衡的话,(个人)生活性消费占比下降,(企业) 生产性消费占比提高,社会总消费构成发生变化。等消费曲线意味着取得同样的消费效用,需要更少的个人消费支出。老年赡养可以被视作一种消费:获得同样的养老效用,只需要更少的老年消费支出;或者同样的消费支出具有更高的老年赡养能力。

3、中国的养老能力

用上述理论来审视回看中国的养老能力,虽然人口老龄化程度在加剧,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经济也在快速发展,人均受教育年限大幅提高,进而使劳动力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生活必需品消费占比下降,因而对老年人口的赡养能力在提高。参见下面四张图表:


? 年份

? 人均预期寿命

? 人均受教育年限

? 高校毛入学率

? 1990

? 69.03

? 6.22

? 3.01

? 1991

? 69.18

? 6.25

? 2.93

? 1992

? 69.34

? 6.26

? 2.84

? 1993

? 69.51

? 6.47

? 2.93

? 1994

? 69.70

? 6.74

? 3.67

? 1995

? 69.93

? 6.72

? 4.46

? 1996

? 70.20

? 6.79

? 5.00

? 1997

? 70.52

? 7.01

? 5.45

? 1998

? 70.89

? 7.09

? 5.98

? 1999

? 71.30

? 7.18

? 6.51

? 2000

? 71.73

? 7.11

? 7.72

? 2001

? 72.18

? 7.62

? 9.95

? 2002

? 72.61

? 7.73

? 12.79

? 2003

? 73.03

? 7.91

? 15.64

? 2004

? 73.42

? 8.01

? 17.91

? 2005

? 73.77

? 8.03

? 19.34

? 2006

? 74.07

? 8.04

? 20.50

? 2007

? 74.34

? 8.19

? 20.84

? 2008

? 74.58

? 8.27

? 20.94

? 2009

? 74.80

? 8.38

? 22.52

? 2010

? 75.01

? 8.21

? 23.95

? 2011

? 75.20

? 8.85

? 24.87

? 2012

? 75.39

? 8.94

? 27.18

? 2013

? 75.59

? 9.05

? 30.16

? 2014

? 9.28

? 37.50


表中可见:

1)劳动人口质量明显提高,从1990年到2013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从69岁提高到了75.59岁,人均受教育年限从1990年的6年多提高到了2014年的9.28年,高校毛入学率从3.1提高到了37.5。

2)劳动生产率在快速提高,创造每万元GDP所需要的劳动人口数量在快速下降,从1990年的4.09人下降到2014年的0.16人。

3)人均收入水平在提高,恩格尔系数在下降,从1978年到2014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微不足道的200多元增长到接近30,00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也超过了10,000元。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公认的反映一国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的统计指标。中国的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则从1980年的60%左右下降到了2013年的40%以下。

这些数据都表明,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幅度,财富积累的水平,从而老年赡养能力提高的幅度大于人口老龄化递进的幅度,中国经济应当具备承受老龄化所带来的老年赡养负担的能力和条件。

所以从财富储备的意义上讲,中国老年人口的抚养如果说存在什么问题的话,并不存在于财富的创造过程而存在于财富的分配过程。也就是说,不是什么未富先老的问题,而是富了以后能不能拿出与财富增长成比例的一个部分用于老年人口的抚养,让老年人口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的问题。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所谓个人收益率要和社会收益率相一致的问题,是所谓发展要让人民群众具有获得感的问题。

最后总的结论:中国经济虽然受到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但是由于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家庭文化、家庭内部代际支持,可以产生一种老年人口的影子红利,帮助维持较高的年轻女性劳动人口的市场参与率,从而支持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中国经济已经达到的发展水平和劳动生产率水平,使得中国经济有能力承受人口老龄化所带来的养老赡养负担。所以我们可以对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保持一种积极乐观的态度。




( 编辑: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杨成钢 )